村里一村民死了，排队火化，然后装进棺材，
军乐队，吹唱团，舞狮队，爆竹礼花一齐登场，场面隆重风光。
相比疫情期间惨淡冷清的丧葬礼仪，久违了的烟火气息，又满血复活，真好！
只是，说到葬礼，不能不提推行几十年的殡葬改革。
说到殡葬改革，农村的土葬和火葬绝对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村民死后究竟该如何安葬？
火葬还是土葬？
在古时候，任何一个朝代，这不是问题。人死了，后人披麻戴孝，亲朋好友都来吊孝帮忙。
下葬当天，吹吹打打，热闹且隆重，直到一行人护送故人入土为安，葬礼才算圆满结束。
今天，社会主义新时代，称得上富足、文明。
但这项再简单不过的民生日常，却时时让百姓困惑、迷茫，甚至是无所适从。
为什么？
因为殡葬改革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定论。
在笔者的记忆里，公元2000年前后，地方强制火葬的风声很紧，吓得谁家死了人都不敢声张，只好悄悄通知本家几个人趁黑夜偷偷下葬。
为的是保全尸首，尊敬先人，不敢忤逆沿用了几千年的风俗传统！
一条胡同的陈大爷就是，他卒于2000年正月十三，是十六后半夜下葬的，笔者当时在场。
再后来，也不知是谁的主意，要求农民死后火化的命令越来越硬。
以至于出现了掘坟焚尸的极端事件，这是事实不是杜撰。
极端事件多了，会激起更多百姓的不满。上边知道，让百姓群起反对的政策很难执行下去。
只好，不再强制火化，但是须“缴纳罚款”。
去世一个人不火化罚款五千到两万不等，至于谁收钱，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不难查到。
这条不成文的规定至今行得通。
几十年过去了，火葬一词在农民眼里不再陌生。
但在农村，火葬先人的方式始终不被接受。
有人就曾质问基层：
把死人火化以后再装入棺材，大操大办。这和褪下裤子放屁有啥区别？
有区别吗？也许有，也许没有。
上边的事，百姓怎能全看透。
从殡改的最初倡导者提出设想，到现时农村不伦不类的混乱执行，其起伏跌宕的历程，体现的是一些人对执行政策的执拗和百姓对传统文化的虔诚两者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矛盾。
至于农民死后究竟该不该有葬在自家地里的权利，从来不在那些人的思考范围。
最后，笔者有个大胆提议：
殡改，应该因地制宜，城市人多地少，可以火葬；
有地的农民死后应该被允许使用土葬，就像有工作的市民老了享有退休金一样。
当然，要考虑节约用地，限制墓地规模；规定一家最多留三辈坟头，超出了，平掉。
至于拿“耕地红线”限制土葬的借口，我认为那是杞人忧天。
农民葬在自家地，又不是炒卖给市民，不会出现哄抢下的供不应求。
再者，有“因地制宜”的大框架，可以水葬，可以火葬，也可以葬在丘陵大山上。
完全符合土葬条件的人不会太多。
借口保住“耕地红线”，无所顾忌地在农民坟头上大做文章，很可耻！
真正危及“耕地红线”的是村外占地几十亩的新建厂房车间。
违法建造，肆无忌惮。
老百姓恨得牙痒痒，但它却开了关，关了再开。
始终根除不掉！
别再阳奉阴违，别再折腾百姓，让他们好好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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